在追逐“贵族生活”的消费时代，人们很容易片面地把“贵族”物化为豪宅、豪车、小三和其他可供炫耀的奢侈品，甚至是为所欲为的特权。其实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贵族还是传统中国的乡绅，关于他们的第一个关键词，无疑是“责任”。

顺德，曾经是中国乡绅体系发育最完善的区域。从顺德的故纸堆中，我们轻易就能发现历代顺德乡绅们的耀眼的人性光辉：他们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，以顺德公益、地方公益、宗族公益为第一要务，克己、奉公，推动顺德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繁荣。

稳定柱石

顺德乡绅，是保持地方稳定的柱石。

作为顺德名门望族的代表，大良龙家乡绅辈出：26岁就高中进士的龙元僖，在历任京官和地方官后，四十余岁即“官加二品，赏戴花翎”，相当于今天的资深部级官员，他颇能代表能量极大的乡绅，在地方稳定层面为顺德奉献责任。

龙多以“士绅”的身份出现在顺德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舞台上，他在大约44岁左右（1853年）的时候回到广东，此时，太平天国已经攻克南京，晚清风雨飘摇、时局晦涩。同年，以陈吉为首的顺德三合会（源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，也称为“洪门”，今天已经是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黑社会组织）已经攻陷了包括大良的顺德大部，杀死多名顺德地方官员和清廷驻顺德军官，当时顺德一把手马映阶躲避在绅士家后被陈吉绑架。陈吉以保护乡闾的口号攻陷大良后，居民、商店、当铺遭到焚毁和洗劫，并开列单据向居民勒索，维持顺德经济活动的流通资金几乎完全被榨干。

龙元僖对此非常震怒，责令广东官兵迅速收复大良。1854年，陈吉将大良所有的粮仓劫掠一空。痛定思痛，龙元僖决心抛开无能的正规部队，建立地方武装以拱卫地方。龙被中央批准设立顺德团练局，并捐出龙氏大量家产作为首倡，在顺德“筑台募勇，购船置械，肃清余匪”，并使顺德地方政府恢复正常运转。顺德团练后来还在中山、番禺等地设立分局，给整个广东的三合会和流窜在南海的大小海盗以致命打击，使当时的大良，成为广东军事重镇。

龙利用北京和广州的官场人脉，先后六次请求广东省政府减免顺德农民税收，使顺德经济得到了休息生养的机会，在中山县与顺德县的土地所有权纠纷上为顺德谋利，客观上为顺德后来成为“岭南丝都”、“广东银行”奠定了基础。但在“农民起义”的政治话语体系中，陈吉被视为农民起义的英雄。虽然是清朝同治中兴中的杰出官员，也是顺德有名“士绅”的龙元僖，却被历史定格在陈吉的对立面，今天顺德人评价他：“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，但有益顺德民生，是一个功罪互见的人物”。历史反覆无常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制约政府

龙元僖级别的乡绅，实属凤毛麟角。在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上，承担大部分责任的仍然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乡绅”。通常情况下，顺德乡绅在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等领域，对几年一任的“流官”和政府形成强有力的制约。

因为历史上“八百里路不为官”，再加上官员几年一任，官员对地方没有认同感，也缺乏责任感，所以官员们本能地想在地方上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。而且顺德地处南国，方言驳杂难懂，“十里不同音、百里不同俗”，而且很少本地人会讲普通话，那些走马上任的地方官员，难免有耳如聋、有目如盲。希望这些与群众基本沟通都比较困难的最高行政长官能主持公道，的确非常困难；而且，当时的顺德政府非常精简，大约只有9名吃皇粮的公务员，这还因为顺德人口众多，一个普通县的官员编制大约只有5名。要让这9名官员能管理百万左右的人口，而不依赖乡绅和家族长老的民间威权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明朝嘉靖年间的知县胡崇德，志载“娴于言辞，上官以为能，然贪鄙暴酷、淫刑盗贪，笞死良民以千计”，在他手下当差的衙役，也搜刮百姓成为富翁，后来顺德乡绅向御史联名反映情况，胡因此丢官。胡崇德只是顺德一个暴虐的最高行政长官。清朝康熙年间，顺德知县刘鹏“耽酒任性，糊涂公事”，加上不了解顺德方言，在他手下服役的公差，就私造刑具，设立“吹箫引凤、金鸡独立、美人照镜、斑鸠点水”等酷刑，打了原告打被告，受苦百姓叫苦连天，不得不向公差贿赂银钱，钱少的甚至“献妻跪女，以求脱纲”。在他手下当差的衙役，个个身家巨万。勒流贡生伍谦吉就绘图上访，“督抚发指震怒，捕而按治之”，刘鹏因此被削官为民，“家业倾尽，其子流落广州”。

衙役欺凌百姓，历史上各地均极常见。由于过去的衙役不是公务员，属于服劳役的苦工一类（过去的百姓除了交税，还要服役），素质参差不齐；并且顺德方言在初来顺德的人耳中晦涩难懂，顺德人多数也听不懂县令的方言，狡猾的衙役就以“土音代传为名”，愚弄知县和百姓，屡屡颠倒黑白，让打官司的百姓有苦说不出。后来顺德乡绅联名制订警告“初任官员为政注意事项”，并在县衙前刻牌铭记，让初到顺德的官员有所提防。

过去的地方官员执掌民政诉讼裁判大权而缺乏制约力量，极易让地方百姓受到伤害。当遇到这种情况，乡绅们就为了群众利益向上级官员弹劾知县，迫使几年一任的官员们不敢胡作非为。

热心公益

当然，过去的顺德乡绅发挥的作用，不仅仅在危急关头扮演“解民倒悬”的侠义角色。他们的更重要的作用，广泛地发挥在教育、教化、交通、治安、慈善等公共事业领域。

历史上的顺德，书院、学社众多，但除了凤山书院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之外（由教谕主管，相当于今天主抓宣传和教育的常委、副区长），其它的鼓楼金锋书院、大洲钟山书院、鸡洲西园书舍、陈村西淋书院、乐从葛堡书院、马齐敦和书院、桂山书院和其它社学均由乡绅联合当地宗族长老（顺德俗称太公）创办。至于以开蒙化愚的为主的私塾，则属于宗族内部事务。乡绅除了在创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外，还必须到各大小书院充当义务教师，定期或不过期为儒生们讲学，大部分都向书院捐献学田（学田租赁收入供书院延请讲师、周济贫困学生），在乡绅的带动下，商人们也纷纷上书院捐献财产。在顺德的太平年景，经济窘迫的贫家子弟只要立志发奋读书，不受太多经济因素的制约。顺德科举甲于岭南，乡绅体系，功莫大焉。

顺德历史的文化社团也多由乡绅出资倡建，比较有名的是青云文社。青云文社由大良乡绅罗淳衍、龙元僖筹款置产，“殷实绅士”总理事务，“并孝廉八位协理，城乡各四位，递年轮请，以均劳逸”。文社既是绅士们休闲时酬唱呤咏的“俱乐部”，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，下有田产数十顷，如有举子赴京殿试，所有费用均由文社支出；文社也向顺德在京官员发送“京官炭金”，送在冬季严寒的北京官员赠送暖气费，类似于今天的“跑部钱进”；如果秀才中举，每位可获奖学金白银50两；如果顺德人考取状元可获400两白银的奖学金、探花也可获得300两白银的奖学金……

乡绅们主导的教育的成功，使顺德历史上科举文化广东最盛，也使顺德的发展更少受地方官员和上级政府的制约，官员们行政的时候多数会考虑靠顺德教育网络支撑起来的官场人脉，这些乡绅网络客观上荫护顺德的发展。

至于交通、治安、敬老、恤孤、助残等公益事业，乡绅们发挥了主导作用，其事例不胜枚举。

乡绅拐点

乡绅的产生，有赖于明清两朝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格局。在“皇权不下县”的制度框架下，“国家”通过察举、荐举、科举、捐纳等渠道，把地方精英吸纳到政权体系中，给予乡绅少量的税务优免、司法豁免权利，让他们尽到士民表率的责任，并藉此以低成本控制基层社会。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，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，并协调、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。

乡绅体系源于传统儒家理念的社会共识，在一个共识溃败或缺乏共识的社会，无法产生贵族群体或乡绅群体。“五四运动”后，儒家共识全面崩盘，由儒家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正能量衍生的“上对国家权力负责下对地方利益代言”的思维体系崩溃，乡绅体系在中国大陆全面进入衰退期。

除了社会共识之外，造就“乡绅精神”的土壤，必须是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。在一个“大政府、弱市场、无社会”的格局之下，再多的“代表”、“委员”，面临缺乏的公共社会空间，根本不能发挥自身章程规定的社会作用，更遑论孕育乡绅精神。

借鉴乡绅体系的香港太平绅士制度，在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，仍然展示了勃勃生机。在拜物教沦为沦为社会共识的时代，在贵族精神被异化为特权、奢侈享受的时代，在一个社会空间暧昧未明的时代，在一个公共责任淡漠的时代，顺德和中国，都在期待乡绅精神出现拐点而后星火燎原。（作者：吴铭 自由撰稿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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